選智商，挑性格，硅谷精英開始定制嬰兒？
選智商，選智性格挑性格，商挑硅谷精英開始定制嬰兒？硅谷

　　12.10???????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圖源：Unsplash /?Sangharsh Lohakare

　　撰文｜周葉斌

　　責編｜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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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周前，《華盛頓郵報》爆出硅谷精英們正在進行一場新的精英實驗——“優化”自己的孩子。近日，開始又有相關的定制創業公司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示，其售價不菲的嬰兒基因篩查服務可以檢測出胚胎間15個點的智商差異。在那條推文下，選智性格馬斯克還與該公司進行了互動。商挑

　　硅谷狂人們制造“超級嬰兒”的硅谷想法引發了大眾心里最深沉的恐懼，一方面，精英精英們經過基因篩選的開始孩子永遠擁有著高智商和超人能力，幾乎打開了一條通往階層固化之路，定制而在一個強者恒強的嬰兒社會是否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個人奮斗的選智性格意義何在？另一方面，對于胚胎的篩選是否符合倫理，而今天的胚胎篩選技術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一步步優化出來的超級嬰兒究竟會是超人，還是下一個弗朗肯斯坦，沒有人說得清楚？

　　以“改善人類遺傳組成為目標”的優生學是科學史上最具爭議的思想之一。它曾被寄望為人類走向更高層次的進化，卻最終成為了納粹法西斯的思想根基，帶來了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然而，隨著基因組測序與基因編輯技術的飛躍，這種一度被摒棄的觀念似乎披上了高科技外衣，悄然回潮。硅谷一些富豪們更是開始了“篩選”超級嬰兒的努力，這究竟是未來人類的躍升，還是舊日余毒的重生？

　　01硅谷巨頭吹起“超級嬰兒”熱

　　“超級嬰兒”概念的興起，最大助力并非來自生命科學的研究者或醫學工作者，而是埃隆·馬斯克、彼得·蒂爾（Paypal的創始人之一，對沖基金管理者、國際象棋棋手）等硅谷巨擘。他們都足夠有錢，又都高度關注美國的低生育率問題。關注低生育率問題，這在表面上似乎沒什么特別，歐美發達國家普遍面臨低生育率、社會老齡化的挑戰，不少政客、名流都在提鼓勵生育的措施、建議。但不同于促進普遍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馬斯克等人著眼于讓一個特定的人群——精英們多生。

　　馬斯克更是身體力行，已生育了至少14個孩子，包括與他旗下Neuralink公司高管Shivon Zilis通過試管嬰兒生下的4個孩子。Zilis坦言是馬斯克鼓勵她多生育，提出希望聰明的人多生，而當她決定使用試管嬰兒時，馬斯克志愿提供精子。

　　馬斯克本人從不諱言試管嬰兒技術在他看來是更高效的生育方式，這個造娃過程簡潔、高效，如同他著名的第一性原理。當保守派網紅Ashley St. Clair懷著他的孩子時，馬斯克還提出為了在人類文明面臨毀滅前讓孩子們達到“軍團”級別，需要使用代孕。

　　但當試管嬰兒、代孕等輔助生育技術成為精英們打造高質量嬰兒“軍團”、“挽救”人類未來的工具時，基因篩選甚至基因編輯胎兒，也成了無法回避的問題。蒂爾等硅谷大佬們近年來也投資了不少提供基因篩選服務的輔助生殖初創公司，同時包括這些大佬在內，硅谷精英們又是這些“服務更齊全”的輔助生殖公司的主要客戶。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硅谷狂人們追求卓越的浪潮中，制造“超級嬰兒”就成了席卷硅谷的浪潮。

　　02不同尋常的基因篩查

　　對胎兒進行基因篩查并非新鮮事物，也不是試管嬰兒的專利，一定程度的基因篩查早已普遍應用于當今的生育。例如，針對高齡孕婦的無創DNA檢測或羊水穿刺篩查唐氏綜合征，都可以算做基因篩查。

　　但試管嬰兒這類輔助生殖涉及到在體外培育多個胚胎后植入子宮，還會牽扯到篩選適合植入的胚胎。通過基因檢測，排除掉嚴重的遺傳疾病，不僅是合理的胚胎篩選方式，也已在業界蔚然成風。

　　但現在的問題不在于“是否篩查”，而在于“篩查什么”。

　　前述常規的生育基因篩查都集中在致病機制清晰的嚴重遺傳疾病。例如前述的唐氏綜合征，這是由患兒多了一條21號染色體導致。基因水平上的病因清楚，疾病后果明確。類似的還有鐮狀細胞病、地中海貧血癥等等遺傳疾病。

　　針對這類遺傳疾病的基因篩查可以讓家長避免遭遇孩子一出生就有嚴重甚至致命疾病的折磨，有其合理性。但一個沒有嚴重遺傳病的孩子顯然不足以成為硅谷父母們肯為止投入巨資的“超級嬰兒”，因此，當下在硅谷掀起波瀾的基因篩選并非此類。他們把目光瞄準了更復雜也更具爭議的多基因性狀。

　　以一家名為Orchid的公司為例，它號稱僅從胚胎采集5個細胞，就能完成全基因組測序。之后，Orchid不僅用全基因組測序結果來篩查約1200種罕見的單基因遺傳病，還使用專門定制的算法生成所謂的多基因風險評分，衡量某個胚胎未來罹患復雜疾病的風險，如癌癥、阿爾茨海默病、肥胖癥、精神分裂癥等。

　　用Orchid公司創始人自己話來說，該公司的目標是開啟“擁有得天獨厚的基因、不受疾病侵襲的一代”。

　　避免疾病還不是Orchid提供的唯一服務，據稱該公司還曾按客戶要求，提供智力篩選。據該公司透露，馬斯克和Zilis的孩子中至少有一名使用了該公司的服務，馬斯克對此并未否認。

　　03可疑的技術

　　Orchid并非唯一一家提供胚胎基因篩選服務的公司，蒂爾投資的Nucleus，以及其它一些公司都將多基因風險評分納入服務項目。

　　但是，無論是多家公司入局，還是硅谷大佬的親自支持，都不代表此類基于多基因風險評分的遺傳篩選可行。

　　一是測序的技術挑戰。利用極少數細胞進行測序必然要利用PCR技術對DNA進行反復擴增。盡管如今PCR的準確率比過去有了大幅提升，但擴增次數越多，出現誤差的風險就會放大。Orchid等公司當然可以宣稱自己有獨特的算法，能從全基因組序列里計算出孩子的智力狀況，可是，當所獲得的測序結果都未必可靠時，算法得出的結論又如何可靠呢？

　　更大的問題在于對多基因風險評估的作用存在誤解。不同于鐮狀細胞病等單基因遺傳疾病，基因變異與相關疾病存在明確的一一對應關系，從阿爾茲海默到肥胖癥，這些復雜疾病盡管很多都受遺傳因素影響，但往往是很多個基因起作用，生物學機制要復雜得多。

　　多基因影響疾病的遺傳風險分析，科學基礎大多來自測序成本大幅下降后涌現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例如，科學家可以招募一組得了阿爾茲海默癥的患者，與另一組健康志愿者，均進行基因組測序。而基因組上某個位點，人群里有部分人是堿基A，另一部分人是堿基C，也就是遺傳學上的單核苷酸多態（SNP）。如果志愿者中該位點堿基A的比例是10%，患者中卻達到了20%。這就意味著該SNP位點的堿基A基因型與阿爾茲海默癥風險存在相關性，攜帶該基因型的人患病風險更高。

　　可是，一方面，相關性不等于因果性，過往GWAS研究里發現的與各種疾病相關的SNP多如牛毛，真正能確證是該SNP變異導致疾病風險增加的要少得多。另一方面，攜帶患病風險更高的基因型，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疾病風險。以自身免疫疾病為例，包括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它們都受到很強的遺傳因素影響——據估計能占疾病風險的一半左右，可是相關GWAS研究里發現的風險基因，增加疾病風險一倍就屬于影響最大的了。

　　這在常人聽來或許很可怕，但這些疾病在普通人群里的患病風險都未必有1%，即使風險增加了一倍，絕大部分攜帶風險基因的人仍然不會患病。反過來，不攜帶這些風險基因型的人里，還是有些人會得病。

　　基于這些過往GWAS研究成果的多基因風險評分能告訴我們的，也只是一定程度的風險增加，不僅不能如Orchid創始人宣傳的，篩選出“不會生病的下一代”，現階段用于指導輔助生殖中的胚胎篩選，很可能只是給父母帶來不必要的信息過載，徒增煩惱。

　　04真的存在“超級嬰兒”嗎？

　　不僅是多基因風險評分不足以預測一個孩子未來到底會不會得病，馬斯克等人明里暗里推崇的“超級嬰兒”還涉及了一些遺傳作用難以準確評估的表型。

　　例如說到“超級嬰兒”時無法回避的智力篩選。馬斯克的“聰明的人要多生”顯然也是暗示通過遺傳篩選獲得更高智力的下一代。

　　但是，如今的研究顯示影響智力的遺傳因素極為復雜，至少有超過500個基因牽涉其中。不同研究方法下，智力受遺傳的影響程度相去甚遠，從20-80%不等。有研究顯示在嬰幼兒時期智力與遺傳的關聯小，成人時更高，似乎預示了很強的遺傳與環境相互作用。

　　還有著名的弗林效應，20世紀，很多發達國家都出現了針對智力水平的IQ測試得分越來越高的現象。如此短時間內的改變，顯然并非來自人類基因庫的改變，更有可能是受營養、教育等各種環境因素影響。

　　當我們都無法確定遺傳具體如何影響智力時，又怎么可能僅靠基因序列來準確預測智力呢？

　　其實，在人工智能飛躍發展的當代，智力、智能本身該如何定義都值得商榷。2017年，AlphaGo戰勝了當時圍棋世界排名第一的柯潔，如今，人類棋手不僅贏不了AI，還仰賴與AI切磋提升棋藝。表面上，這是人工智能對人類智能的絕對碾壓。

　　但問題在于，AlphgGo戰勝柯潔是基于分析、學習、模仿海量的歷史棋譜。而柯潔作為最頂尖的棋手，看過的棋譜幾乎不及AlphaGo的萬一。如果我們將AlphaGo的訓練模型縮小到柯潔學習過的棋譜數量水平，這個版本的AlphaGo別說與職業選手比肩，是否能與業余愛好者對弈，恐怕都有疑問。而最出色的人類棋手都未必是看過棋譜最多、訓練最多的棋手。這既是智力復雜性的體現，也是人類智能的特殊性。又豈能通過基因篩選來預設？

　　05“超級嬰兒”的歷史陰影

　　部分硅谷精英制造高智力“超級嬰兒”的喧囂，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曾在上世紀30年代風靡歐美，試圖純化人種的優生學。

　　納粹德國甚至設立了一個名為Lebensborn（生命之泉）的機構，按照納粹種族優生理論，鼓勵黨衛軍與被占領的北歐地區女子生育，以及在占領區篩選綁架符合雅利安標準的孩童，再將這些孩子交由“種族純潔健康”的父母領養——多為德國黨衛軍家庭，以增加純種“雅利安人”的數量。

　　但是，生命之泉非但沒有制造出更優秀的人類，反而給那些孩子帶來了困擾終身的身份危機，也成了人類文明史上最丑陋的一幕。

　　這也是為什么盡管從科學、技術角度看，制造“超級嬰兒”似乎注定是緣木求魚，該現象仍需引起警覺：它與其說是未來科技的突破，倒不如說是歷史陰霾的再現。

　　有些人或許會說，有納粹優生學的前車之鑒，硅谷超級嬰兒熱很難在全球掀起波浪。可我們不能忽視，即使在小范圍內流行，它仍可造成傷害。

　　個人層面，嘗試試管嬰兒的準父母們本就普遍有生育焦慮，基因篩選、超級嬰兒的炒作會給他們徒增煩惱。

　　對于那些被篩選的胚胎，基因組與遺傳的復雜性也意味著所謂的擇優未必不是同時在擇劣。排除自身免疫疾病風險更高的胚胎，是否順道排除了更強的抗感染、抗腫瘤能力？排除更高的精神分裂癥風險，是否也會拋棄更不拘一格、富有創造力的思維？

　　我們身上的基因組背后是億萬年面對復雜自然環境進化而來的結果，在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僅僅20余年時，就自信自己比大自然更懂什么樣的基因型更好，這是否過于自信了？

　　而當精英們沉醉于所謂基因篩選可以帶來更好的下一代，一個胚胎的評分可以預測未來的超級嬰兒夢時，我們的社會是否會輕視普及教育的意義，忽視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畢竟，如果基因篩選可以制造超級嬰兒，那么反過來，陷入困苦的人，是否屬于自身基因不好，本就該被淘汰？

　　這會是一個更好的社會，更強大的文明嗎？

　　非常可疑。DNA終究只是我們生命的起點，它不足以決定生命的高度，更無法預測從起點到終點，一路的蜿蜒曲折與繽紛多彩。

　　參考文獻：

　　[1] https://www.wsj.com/politics/elon-musk-children-mothers-ashley-st-clair-grimes-dc7ba05c

　　[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5/07/16/orchid-polygenic-screening-embryos-fertility/

　　[3] https://sfstandard.com/2025/06/01/silicon-valley-wants-to-help-me-make-a-superbaby-should-i-let-it/